企业想要高回报,患者想买低价药 业内:商保赔付资金多导致产品种类少

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上映后,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电影反映的“如何能够让患者用得起药?”这一现实的社会问题,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主人公原型陆勇表示:“患者其实只关心两个问题,一是什么时候能吃上药,二是买这种药自己要担负多少钱。这样一来,似乎患者与药企之间就对立起来了。”

仁会生物总经理左亚军说,以该公司上市的创新药为例,该药品从立项到上市花了20年的时间,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规律,因为是慢性用药,是在国内做的临床研究,整个投资是12亿元。如果在全球上市,12亿美金也远远不够,这么大的前期投入是会反映在药价上的。

药物创新是一个高风险、系统性的过程,社会看到的是它的高价格,并没有看到前期的高投入。在这种情况下,患者与药企之间的社会矛盾又给药物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

泰诺麦博生物董事长廖化新认为:“企业要有商业动力,研发一种药首先是周期长,从研发到成药少说要十年,并且成药率很低,化药的成药率从研发到最后是3%-5%,生物药的成药率高一些,大概有10%。”

“近年来,世界医药创新回报率明显降低,2010年总回报率为10.1%,到2016年只有3.7%,去年是3.2%,投入产出比例失调。”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在大会上提到。

因此,“在药价方面如何做到平衡,是高价少售还是薄利多销,从国家监管部门来讲,需要综合各个方面,是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果。”廖化新称。

药企高投入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与患者要求降低药价的矛盾,对药物创新产生了不利作用,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药物研发与临床终极目的之间的矛盾。

面对这些矛盾,上述药企人士表示无奈,但他们也都认为药物创新的终极目的是惠及患者,以患者为中心。“没有一个厂家的利益是和患者相对立的,没有一个厂家生产药物是为了让患者倾家荡产。只有药被越来越多的病人用到,前期的投入才有意义。”辉瑞核心医疗大中华区总裁苗天祥说。

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呢?陆勇认为,国家把更多的新药纳入医保,出面跟几大药企进行价格谈判,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另外,“应提高一些仿制药的水平,将仿制药纳入医保,这样可以降低仿制药的成本。”

药企方面,苗天祥以辉瑞为例,一方面,辉瑞一直在做患者援助项目,让1.5万名患者得到帮助;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的肿瘤药品谈判、大病医保,尽量减轻患者负担。“今年,进口抗肿瘤药物关税降为零,我们也第一时间主动宣布调低抗肿瘤产品的价格。总体来说,我们还是想着解决药品可及性问题,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保障相应的企业利益。”

医联、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王仕锐提到新特药营销费用高以及医生资源缺少的问题。他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快速传递信息降低营销成本,同时通过AI研发,在影像学、糖尿病、肝病、癌症等慢性病管理中帮助大量医生节省时间,给患者做更好的随访和帮助。除此之外,王仕锐还提到商业保险由于赔付资金多导致可选产品种类少的问题。

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CEO刘挺军表示:“国际上商业保险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和药品服务两块,共同构成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系统,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起步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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